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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，打開“人民法院在線服務”平臺，寧波海事法院四級高級法官王凌云收到兩封感謝信。
來信的是兩名當事人，此前雙方因12個集裝箱起了糾紛。王凌云抽絲剝繭，“捋順”了利害關系，雙方對法院的調解心服口服，最終一致撤訴。
滯留國外的集裝箱
時間回到2024年6月，江蘇某科技公司（簡稱江蘇公司）委托浙江某供應鏈公司（簡稱浙江公司）出運一批家具，通過12個集裝箱運輸到美國洛杉磯港。
貨物到達港口后，江蘇公司僅支付了10個集裝箱的運費，浙江公司便指令國外倉庫扣留全部12個集裝箱。
事后，江蘇公司以浙江公司非法扣留其貨物為由，向寧波海事法院提起訴訟，要求賠償貨物損失和違約損失500余萬元。浙江公司則提起反訴，要求江蘇公司支付運費和倉儲費60余萬元，并賠償另一糾紛中給浙江公司造成的損失110萬元。
王凌云了解到，訴訟外12個集裝箱貨物滯留國外倉庫已5個多月，每天都在產生高額倉儲費。“若不及時調處，隨著時間推移、損失擴大，雙方矛盾將愈益激化。”
于是，一場庭前會議迅速召開。王凌云對江蘇公司表示，其確實存在拖欠運費行為，如果貨物長期滯留海外，公司不僅會面臨客戶索賠，更可能失去長期商業信譽。對于浙江公司，王凌云指出，其墊付倉儲費的成本壓力巨大，貨物損壞風險與日俱增。
經過溝通，雙方當事人漸消對立情緒，同意坐下來面對面調解。
尋求“最大公約數”
江蘇公司表示，浙江公司應當立即送貨。浙江公司則堅持要求江蘇公司先支付運費和倉儲費，并將110萬元匯入法院指定賬戶，作為賠償浙江公司另案損失的保證金，隨后再送貨。
兩個方案差距較大，似乎無法達成一致，但王凌云從中發現雙方繼續合作的關鍵點：
其一，江蘇公司愿意讓浙江公司繼續送貨，說明案涉貨物被扣留多時后仍有市場價值，該公司的訴求本質在于促使浙江公司放貨。
其二，浙江公司指明110萬元是保證金，說明認識到該筆損失與本案糾紛并無直接關系。浙江公司的核心訴求仍然在于追討運費及倉儲費。
解析雙方訴求本質后，法官明確了辦案思路，一邊繼續溝通，向雙方釋法明理，尋找當事人訴求的“最大公約數”；同時安排開庭日期，提前準備調解方案。
各自撤回訴訟請求
第一次開庭審理時，法院提出止損方案：浙江公司盡快安排派送已付運費的10個集裝箱，江蘇公司則將欠付的24萬元運費付至法院指定賬戶，待浙江公司將剩余2個集裝箱貨物派送成功后，法院將款項支付給浙江公司。
其間，法院讓雙方對派送地址、倉庫聯系、預約車輛等事宜進行了銜接。經過兩個小時的庭后交流，雙方達成上述協議。12個集裝箱終于繼續“旅程”，前往原定目的地。
止損的問題暫告段落，但糾紛并沒有徹底解決，江蘇公司仍然主張遲延送貨損失，浙江公司也仍有倉儲費的反訴請求。
結合全案證據，法院認為，案涉貨物系家具，雖因浙江公司扣留貨物導致遲延送貨5個多月，但給江蘇公司造成的損失并不明確，江蘇公司主張的高額違約金有彈性空間。浙江公司雖然主張了高額的倉儲費，但其扣留全部12個集裝箱也缺乏法律依據，應當對倉儲費承擔較大責任，故其反訴的費用也有較大的調整余地。因此，從利益平衡的角度看，雙方各自撤回訴訟請求，是減輕各自訟累的最佳途徑。
王凌云向兩家公司闡明法律風險，經過多次溝通，雙方對法官的意見表示認可，不再堅持原有主張。兩家公司分別向法院提出了撤回本訴和反訴的申請，這起糾紛畫上句號。
